杨炳章先生撰写的《从北大到哈佛》一书引起了社会的关注。《文汇报》予以连载，《作家文摘》予以摘登。应该说，这个选题是颇有吸引力的，中国的第一学府与美国的第一学府，两块金字招牌彪炳显赫，且作者志在高远，声言“此书献给中国知识分子”，主题是“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智性悟性的生动轨迹”。如此自诩，当然容易招引读者。本人，除了上述原因之外，因为作者是杨炳章先生而尤感兴趣。文革初期，他虽非北大学生，却因反聂元梓和反中央文革小组而被打成“反革命”和“里通外国的特务”，从而名扬北大。后来历经沉浮，考取了北大硕士研究生，又赴美留学，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。当年本人曾亲眼目睹他与其姐杨勋女士在北大大饭厅“坐飞机”的悲惨场面，对他早期的苦难深表同情，故为他后来的顺遂人生暗自庆幸。有关北大文革的书，笔者只见到季羡林先生的《牛棚杂忆》，这应是第二本。抱着一种听取故人叙旧的心态，来读他的书，本来以为能够获得一些亲切与愉快，获得某些教益。浏览一遍之后，虽然不无收获，但深感遗憾和失望。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，说出来求教于杨炳章先生。
本书的整体编排，失之散漫与芜杂，虽有时间顺序，但芝麻西瓜一起罗列，缺乏很好的筛选与组合，有些无甚紧要的人和事也拉拉杂杂写进了书，且行文相当随意，不认真，不严谨。笔者随手勾划，即发现了书中多处明显的“硬伤”：如把杨沫说成白杨的妹妹；茅盾在完成《子夜》“以后几十年没有写什么东西”；北大工农兵学员1972年开始入校（应为1970年）；周培源“早年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物理（应为芝加哥大学与加州理工学院）”；把当年北大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误作其夫人潘乃穆；西语系的总支书记石幼珊则被调到了物理系任职；四年级的邓朴方被作者降了一级；当年北大妇孺皆知的硬骨头樊立勤则被改了姓；7．26全校辩论大会代表数十名干部子女发言的李扬扬，也被换作了贺龙的女儿贺晓明；甚至连作者甚为钦佩的一○一中学同学张从的北京大学校籍亦被更改成清华大学，……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要核实这些事情，并非困难，常常是一个电话即可解决的事，作者却没有去做。
尤为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是，作者以讹传讹，编写了所谓的周培源、陈岱孙先生在二十年代清华上学时，两人为争一个女学生而到国外去读博士的故事。这纯系捕风捉影，是好事者编排的闲话。周培源先生在美国获得博士，又到欧洲做博士后，于1929年返回清华，至三十年代才认识当时在女师上学的“女学生”，即后来的夫人王蒂徵女士。传说不等于真实，北大人从未将这种无稽之谈行诸文字，而杨博士则成了始作俑者。白纸黑字，歪曲了两位德高望重前辈的形象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其实，他们两人在个人情感上，有着高尚动人的情操，倘杨先生了解的话，应该为此感到汗颜。
书中还说什么周培源“文革期间也不是很明显的反聂派”。这个说法，亦是空穴来风，是政治上的梦呓。当时的北大人有几个不知道周培源先生明朗的政治态度？他在文革期间，对中央文革在北大的代理人、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聂元梓嫉恶如仇、刚正不阿，亲自贴过她的大字报，并领导了数千师生讨伐聂元梓，为此被聂元梓主持的“校文革”打成了“美国特务”，家被抄，夫人遭到毒打。如此鲜明的历史，却被作者莫名其妙地涂改了。周先生本人虽然已经作古，而当时的当事人却大多健在。杨先生随意更改历史，可以作弄一代年轻读者，又怎能蒙敝万千北大当事者的眼睛？周培源先生在北大文革中所表现的正直品质，深为北大广大师生所敬重。季羡林先生在《记周培源先生》一文中说道，他正是通过文革的风云跌宕，才认识了周培源先生：“周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、很有骨气、很有正义感，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，一个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人。”
同样写北大文革，季羡林先生在《牛棚杂忆》一书和《记周培源先生》一文中，严肃地批判了那位“横行霸道、炙手可热”、“不学无术、语无伦次，然而却心狠手辣”的聂“老佛爷”，并不因反聂遭受残酷迫害而感到后悔，反而还自豪地说：“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满意的不多。我拼着老命反‘老佛爷’一事，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，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，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。”与此不同的是，杨炳章先生以前虽然喊过“打倒聂元梓”，却对文革后批判聂元梓表示冷漠：“记得北大当时召开全校的批判聂元梓大会，也曾经有人要我参加，控诉聂元梓对我的迫害，我并不积极，没有参加。我的想法我最清楚，我觉得自己在‘文革’中的行动要由自己负责，我曾骂聂是‘政治妓女’，她当然得发火。再说人已在北大学习，不想搞成一个风派人物。”他还把一些有正义感的干部对聂元梓的斗争，视作“各抱地势，勾心斗角”，视作“政治游戏”。
还令人不解的是，杨先生身为知识分子，却瞧不起知识分子，内心深处有一种“政治干部”情结。他在北大自学时曾被邓艾民和张芝联先生照章办事拒之门外，而陆平书记和聂元梓曾因他姐姐的关系，为他大开方便之门。于是，他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：“这两对人有所不同，起码有一点可以说，知识分子考虑问题比较复杂，比较优柔寡断，而这些政治干部，处理问题比较大度，比较爽快，这方面是陆平和聂元梓的共同之处。”另外，他还认定：“一旦知识分子当了官，往往表现出两个极端，一个是不大爱管事，一个是更爱管事。同时，知识分子，尤其是自然科学出身的知识分子，又不大善于处理人际平衡，往往要偏信偏用某些手下人。”这两段话，充分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偏见。知识分子不能从政，不能当领导，他们只能听命于“政治干部”。这种腔调，五十岁以上的人不会感到陌生，这正是当年极左思潮泛滥下对知识分子常用的评语。拨乱反正之后，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从中央至地方的各个领导岗位也早已遍布各类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。杨博士似乎是桃花源中人，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，时代早已变化，依然吹唱当年极左的陈词旧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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